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指出：“‘登高使人心曠，臨流使人意遠。’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緊跟時代步伐，從時代的脈搏中感悟藝術的脈動，把藝術創造向著億萬人民的偉大奮斗敞開，向著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敞開，從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提煉主題、萃取題材，展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寫中國人民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現新時代的精神氣象。”

　　“登高使人心曠，臨流使人意遠”，語出《菜根譚》。《菜根譚》是明代學者洪應明收集編著的一部語錄體著作，兼采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融處世哲學、思辨智慧、治國謀略為一體，內涵深邃曠遠，說理深入淺出，流傳至今仍備受推崇，供國內外讀者從中汲取智慧和啟迪。“登高使人心曠，臨流使人意遠”，原文大意是說，登上高山會使人心胸開闊，面對清流會使人神清意遠，強調人在融入自然、融入環境的同時超脫于自然、超脫于環境，就能夠提升自己的眼界和境界。

　　對文學藝術與時代之間關系的認識和探討，在中國文學藝術思想史中是一脈相承的。早在先秦時期，《禮記·樂記》就指出文學藝術是反映社會現實、時代風貌的一面鏡子，“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南朝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更加系統地闡述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進而總結出文學發展的一條規律，“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概括來說就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其后，唐代詩人白居易在他發起的新樂府運動中不僅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且在其詩歌創作中躬行上述理念，他的《新制布裘》《夏旱》《賣炭翁》《采地黃者》等很多作品都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回應時代變遷。清代趙翼在《論詩》中進一步闡發了這一思想，提出“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不僅指出文藝作品反映時代、書寫時代的使命，而且強調文藝作品的創作必須與時俱進、日日創新。回顧中國文藝發展史，自《詩經》《楚辭》起，中國文學藝術創作就逐漸開始形成“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傳統，后經歷代發展逐漸沉淀為中華民族的審美文化追求。這樣的審美價值追求，使文學藝術總能反映時代的風云、人民的悲喜，總能引領時代、發時代之先聲，成為裨補時闕、塑造民族靈魂的豐厚滋養。

　　文學藝術體現時代風貌，不僅是中國文學藝術創作的優良傳統，而且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的底層哲學邏輯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即“存在決定意識”。與此同時，意識本身又具有能動性，所以作為社會觀念形態的文學藝術不僅要反映時代、書寫時代、謳歌時代，而且要主動適應時代、把握時代脈搏、成為引領時代的號角、實現理想的社會效益。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的基本原理同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藝術思想相結合，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和中國古代文學藝術思想的繼承、融合和創新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的中國化、時代化。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深入闡明文藝創作與社會生活的辯證關系，提出了文藝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觀點：“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并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不僅強調文藝作品要反映時代，而且要發揮文藝作品塑造時代精神、引領時代發展的能動作用。

　　“登高使人心曠，臨流使人意遠。”歷史指針指向了新時代、新征程，舞臺更廣闊，使命更崇高。習近平總書記在此處引用這一古語，就是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既要融于時代又要超越時代，與時俱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樹立“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的大歷史觀、大時代觀，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心系民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

　　（作者：趙紀萍，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